在邁入“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1998年以來最嚴峻的挑戰，產能過剩嚴重，杠桿率持續攀升，經濟泡沫化程度加劇。如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翻番”目標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需要什么樣的戰略戰術支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兩位學者趙昌文和朱鴻鳴博士的新著《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系統地討論了這些問題。近日，兩位作者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楊燕青博士的專訪。

　　楊燕青：《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下稱《持久戰新論》）近期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什么主題的書？主要觀點是什么？

　　趙昌文：主題和主要觀點已經體現在了書名中，即《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其中，主題就是“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全書討論的是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問題。

　　核心觀點就是“持久戰”。我們認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必須堅持持久戰戰略。這與去年11月中央便已經提出的“戰略上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構想是一致的。只有堅持持久戰戰略，中國才能克服當前的諸多經濟污染（即結構性問題），延續增長“奇跡”，實現“翻番”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為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楊燕青：在書中，你們是怎么認識經濟增長意義上的持久戰戰略的？

　　趙昌文：在《持久戰新論》一書中，我們從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兩方面詮釋了新常態下持久戰戰略的內涵。前者解決“怎么看”的問題，是戰略判斷；后者解決“怎么辦”的問題，是戰略路徑。

　　在認識層面，持久戰是一種與“經濟崩潰論”和“經濟反轉論”均有本質區別的認識或戰略判斷。首先，從長期看中國是一個革新型發展中大國，具有較強后發優勢和體制可改革性這兩大核心優勢，經濟前景向好，經濟不會崩潰或長期停滯。其次，短期內，由于存在債務病（杠桿率快速攀升且已達較高水平）、利潤病（僵尸企業大量存在且企業效益顯著下滑）、泡沫病、貨幣病（已有通縮跡象）等嚴重經濟污染，經濟生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短期內不可能反轉也不應追求反轉。

　　在實踐層面，持久戰是一套推動經濟形勢從“短期嚴峻”向“長期向好”轉化的戰略戰術安排。為此，首先要堅持增速階段論，以便實現短期嚴峻和長期向好的矛盾統一。除此之外，還包括：要堅持殲滅戰和速決戰戰術；要構建有效政府和依靠有為干部；要實質性調整并輔之以必要的調控；要“積極防御”金融危機；要發揮政治家在維持體制可改革性中的核心作用；要推動創新導向型改革；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

　　楊燕青：剛才你特別強調了增速階段論在持久戰戰略中的地位。什么是新常態下的增速階段論？為什么要堅持增速階段論？有沒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鑒？

　　趙昌文：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階段劃分的《論持久戰》已經家喻戶曉。正是因為有了階段劃分，才能實現以空間換時間，以國土的暫時喪失換取抗戰力量增長的時間。增速階段論便是來自于《論持久戰》的啟發。

　　持久戰與階段論是一體兩面的關系，言持久必分階段，無階段論就不成其為持久戰。我們知道，經濟的短期嚴峻和長期向好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若將長期視為多個短期的無差別累積，那么短期嚴峻只會指向長期嚴峻，斷不會是長期向好。要實現短期嚴峻向長期向好的轉化，就需要對“長期”進行階段劃分并予以區別對待，賦予不同階段不同的戰略性增速目標。

　　為此，在《持久戰新論》中，我們將新常態劃分為兩個階段——調整階段和恢復階段，2016~2018年為調整階段，此后為恢復階段。其中，調整階段以消除經濟污染、優化經濟生態為戰略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可以調低增速目標。在恢復階段，由于經濟生態得以修復，增速目標應相對較高，以確保“翻番”目標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標如期實現。這意味著，從增速目標的時間結構看，未來五至十年會呈現“前低后高”的格局。

　　朱鴻鳴：階段論是有歷史經驗可循的。在新中國經濟史上，已有三次實施階段論成功應對嚴峻挑戰的經驗。

　　第一次是“大躍進”之后。“大躍進”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為此，中央提出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大幅調低基本建設和若干重工業生產指標。經過三年左右調整后，國民經濟迎來改革開放前增長質量最好的時期。

　　第二次是“洋躍進”之后。面對1979年和1980年連續出現很大的財政赤字，貨幣投放量過多，物價上漲的局面，中央提出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新八字方針，將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標大幅調低至3.7%和4%，為后來幾年經濟的較快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次是“價格闖關”失敗后。價格闖關加劇了通貨膨脹，為治理嚴重通貨膨脹，中央提出治理整頓，以使經濟重新恢復到正常軌道。為此，中央控制工業增長速度，并將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標大幅調低至5%和4.5%，低于實現2000年翻兩番目標所需要的年均必要增長率（5.4%）。在經歷1989年和1990年的低速增長后，中國又重啟了新一輪快速增長。

　　楊燕青：按照增速階段論，最近兩三年可以甚至應該調低短期增速目標。不過，目前關于是否應該下調短期增速目標或短期增速目標是否可以低于6.5%仍存在激烈爭論。你怎么看這些反對下調增速目標至6.5%以下的觀點？

　　趙昌文：6.5%是根據“翻番”目標倒推的年均必要增長率。《持久戰新論》并不贊同將其作為每年增速目標的底線。除了它與持久戰戰略的內在要求相違背外，還在于這種觀點本身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認識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基數大、增速低”。“基數大、增速低”符合公眾的思維習慣，但卻不是規律。一方面，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關于到20世紀末能否實現“翻兩番”目標的爭論中，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就已經論證了“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了它不是規律。另一方面，考慮到三期疊加階段本身就意味著處于周期底部區域，當調整階段結束后，即“三期疊加”變為“兩期疊加”或僅剩“一期”，經濟增速是會回升的。在此，需要做兩點說明。一是“基數大、增速低”不是規律，并不意味著“基數大、速度高”。二是否定“基數大、增速低”，其基準是6.5%而非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速；換言之否定“基數大、增速低”并不是說未來增速能重返接近兩位數的增速水平。

　　第二個誤區是擔憂陷入日本式L型增長。擔憂中國陷入日本式L型增長的觀點看到了當前中國與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不少相似之處，如杠桿率攀升、經濟泡沫化嚴重、人口老齡化。但是，它忽略了中國仍具備而日本不具備的兩大核心優勢：較強后發優勢和較強的體制可改革性。

　　第三個誤區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這種觀點認為增速目標可以定得稍高一點。不過，這既不符合短期增速目標確定的原則——要留有余地，也不符合實際經驗。我們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增速目標具有三個特征。一是通常低于實際增速。二是通常低于上年實際增速。三是可以低于必要增長率。

　　朱鴻鳴：除此之外，還存在穩增長就是防風險、依賴短期增速目標引導預期、“初戰必勝”等認識誤區。

　　楊燕青：自中央提出“戰略上堅持持久戰”以來，持久戰一詞已經越來越流行。你覺得社會上的理解與書中的持久戰戰略是否有差異？

　　趙昌文：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持久戰新論》從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兩個方面界定持久戰的內涵。目前大家談持久戰，更多的是從“持久”這一字面意義出發，著重強調其持續時間長，非一日之功。我們認為，這種認識雖然并不是錯誤的，但的確是不全面的。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可能存在對持久戰的兩種誤解。一是在認識層面將持久戰理解為中國經濟長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二是在實踐層面將持久戰理解為“等”、“熬”、“忍”，靜待經濟自動向好。

　　楊燕青：從戰略學的角度，討論中國經濟增長戰略必然要回答一些基本問題，如戰略目標、核心優勢、戰略抉擇、戰略路徑等等。書中的觀點是什么？

　　趙昌文：這些問題是我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琢磨的。以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為主題，常規的體例是按照戰略的若干要素來行文。不過，《持久戰新論》并沒有采用這種體例，而是借鑒《論持久戰》的結構，分“為什么是持久戰”和“怎樣進行持久戰”兩個部分來表述，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或論述散見于各個章節。

　　在《持久戰新論》一書中，戰略目標是實現“翻番”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識別出的中國經濟所具備的核心優勢是較強后發優勢和體制可改革性；戰略抉擇是堅持持久戰戰略而非追求短期內的經濟反轉；戰略路徑則是前面所談到的從短期嚴峻向長期向好轉化的一整套戰略戰術安排。

　　楊燕青：書稿的寫作過程中有什么比較有意思的花絮？

　　朱鴻鳴：我們覺得與這本書很有緣。在近兩年的時間里，總有許多因緣際會或關鍵性偶然因素，啟發和鞭策著本書的寫作。

　　《持久戰新論》的最初構思源于2014年10月赴延安干部學院所進行的一次黨性修養培訓。學校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的著作，《論持久戰》就是其中的一本。當時重讀《論持久戰》，立即引起了強烈共鳴。

　　此后，由于主客觀因素的限制，書稿的寫作進度一直較慢，直到2015年11月中央提出“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這對于本書的寫作，可謂是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一方面，給了我們巨大的鼓舞和信心，進一步堅信了新常態下堅持持久戰戰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增強了我們的緊迫性。在戰略構想提出后，如何豐富和完善該戰略便是政策研究者的緊迫任務。

　　隨后，經濟領域的一系列爭論又進一步引導我們做更深層次的思考。比如，關于短期增速目標是否低于6.5%的爭論激發了我們關于增速階段論的思考；關于宏觀調控力度的爭論則推動了我們關于調整與調控應統一于階段論的思考。

　　楊燕青：對本書有什么期望？

　　趙昌文：作為《持久戰新論》作者，我們的期望首先是書中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和基本結論能夠得到廣泛傳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設添磚加瓦。其次，作為政策研究者，也希望本書的觀點或基于本書的建設性討論，能夠或多或少地轉化為政策，以對中國更好地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產生增量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