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辦奧運、發射神七，在兩場民族盛事的光環下，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被推至西方民眾眼前。西方人贊嘆、訝異，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中國的面目。不過與此同時，另一個問號亦接踵而至——如此泱泱大國，還需要國際援助嗎？
    援還是不援，這是個問題
    繼日本今年3月發放最后一筆對華貸款后，以英國、德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似乎也有意調整對華發展援助政策。日前，英保守黨和德國政府宣布將停止對華經濟援助，取而代之的則是咨詢服務類項目的繼續和擴大。
    英保守黨拿神七說事
    10月初，英國影子內閣國際發展大臣米歇爾在保守黨年會上宣布，一旦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新政府將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米歇爾稱，“我們都為北京奧運的壯觀場景歡呼，但北京奧運的開支為創紀錄的200億英鎊，雖然對中國這個剛從貧困中走出、去年有1750億貿易順差、最近又剛剛成功發射神舟七號的國家來說不算驚奇，但許多英國納稅人對英國仍為中國提供援助表示驚訝。”
    目前，英國政府每年約有60億英鎊（1英鎊約合11.65元人民幣）的國際援助預算，提供給115個國家。2007年，英國政府向中國援助了3800萬英鎊，主要應用于基礎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結核防治等衛生領域。對此，米歇爾認為：“英國援助預算來自英國人民的辛苦勞動，應該更明智地支出，援助目標應該是最需要的國家和人民。”
    不過，剛剛去過中國的保守黨議會副領袖瓦拉略有不同意見，在他眼中，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了解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種種變化，與中國發展保持同步。“西方人認為中國是超級大國，但中國仍有數億人一天消費不足1美元，教育和扶貧是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
    保守黨表示，如果當政便將在現有的多年援助計劃到期后停止對中國的雙邊援助。此后，英國還將設立一個獨立援助監督機構對英國海外援助在減貧方面的效果進行客觀分析。
    由于今年以來不景氣的英國經濟和當前的金融危機，民調顯示，英國保守黨已連續數月領先執政黨工黨20個百分點。英國媒體普遍認為，該黨有望在2010年的英國大選中獲勝，從而上臺執政。
    德將結束與華財政合作
    另一方面，9月初還在力挺應繼續對華援助的德國政府9月底突然改變初衷，宣布將結束與中國的財政合作。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發言人斯泰芬·貝泰告訴媒體，今后德國與中國將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發展援助合作，金融促進項目將終止，但提供咨詢服務的項目仍將繼續進行。
    據德新社報道，2007年在財政合作框架內，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向中國提供了6750萬歐元（1歐元約合9.24元人民幣）。作為德國政府對外援助最大的受援國，中德兩國已在中國西部城市綜合管理與可持續發展、區域可持續發展、環境政策合作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技術合作。
    但是今年和明年，經濟合作與發展部沒有作出承諾。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表示，未來提供咨詢服務的項目，將以推進中國在司法、社會和環保方面的改革進程為主。不過，斯泰芬·貝泰說，“這些項目的規模尚未確定，需要與中國有關方面進行磋商。”德新社評價道，中國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不再依賴財政援助和優惠利率貸款。
    西方對中國重新定位
    無論在英國還是德國，“奧運會和神七昭示出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均成為西方政黨結束對華發展援助的首要理由。
    由于國際發展援助是指發達國家或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及其所屬機構、有關國際組織、社會團體通過提高資金、物資、設備、技術或資料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提高社會福利的具體活動。因此，終止對華發展援助的背后表明了西方對中國的重新定位。
    事實上，面對近年來中國連續超過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西方國家中已多次出現重新定位中國的聲音。
    2006年時，德國政界和媒體就是否繼續在中國實施發展援助項目展開了討論。自民黨議員柯尼希豪斯認為，中國已能夠在上海修建一級方程式賽車場，同時也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已是一個世界大國”。
    2007年，羅伯特·鮑伯·佐利克就任世界銀行行長時特別強調，國際社會必須重新考慮世行對中國這樣的國家的放貸事務，因為這些國家已經有巨額外匯儲備和充分的全球融資渠道。他說，世行可以更多地轉向對這些國家提供技術援助。
    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查道炯看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無疑讓西方民眾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他們發現，原來中國發展得這么好，當得知政府還在對中國進行援助時，就不免需要政府對此做出解釋”。
    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杜奇華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韓國、澳大利亞在舉辦奧運會之后便不再接受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有這樣的先例在前，所以西方國家現在呼吁重新定位中國的現象就不奇怪了。”但是問題在于，西方只是看到奧運會和神七彰顯的中國實力的一個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領域各地區的發展很不平衡，對國際援助也仍有需求。
    外國對華援助模式轉向
    “想不到啊，對華援助項目就在我身邊。”10月6日，剛從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往返了一趟的董女士得知這條高速公路是第一條由世界銀行低息貸款修建的后，驚訝地向《國際先驅導報》表示。
    根據商務部辦公廳的資料，截止到2006年，向我國提供多雙邊無償援助的國家和聯合國機構累計提供援助資金約63億美元，實施合作項目超過2000個。如今，這些項目涉及扶貧救災、技術改造、農業發展等30多個領域，受援地區遍布全國各地，人們的生活在不經意中被它們悄悄改變著。
    針對日前已有西方國家提出將終止對華援助，商務部國際司官員10月10日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目前商務部尚沒有接到外國有此意向的官方正式表態，因此事件的最近進展仍在觀望當中。
    而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查道炯則向《國際先驅導報》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終止對華援助或改變援助模式，并不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外援對中國經濟有促進作用，但沒有決定性作用”。
    彌補中國資金不足
    “呀，多賣了2500多元呢。”這是2003年發生在陜西省榆林市西馬河村的一幕：一位養豬大戶正高興地數著手里的錢。因為學會了上網查詢“行情”，所以他在生豬價格回升時抓住時機出手，終于滿載而歸。與此同時，河北武安縣農民李所田也在品嘗網上獲取信息的便利。他上網了解到“以色列”品種西紅柿在市場上暢銷后，便立即買來耕種，當年畝收入就達到了3500元，幾乎是他往常收入的8倍。
    他們都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的“中國信息通訊技術扶貧能力建設”項目的受益人。從2001年至2003年，這一項目已使數萬名中西部農村貧困農民利用科技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不過，這只是聯合國發展系統對華1000多個援助項目中的一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杜奇華向《國際先驅導報》介紹，自1979年中國政府接受對華援助起，通過聯合國發展系統和世界銀行而獲得的援助資金占所有對華援助金額的大多數。“例如每年世行能向我們提供10億至13億美元的貸款，而對華雙邊援助最多的國家，一年頂多給幾千萬美元。”在這種多邊渠道援助提供的項目中，約有70％致力于發展建設，涉及電子、衛生、醫藥、教育、能源等各個領域。“除了老少邊窮地區外，很多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都是這些援助項目的成果”。
    除了京津唐高速公路，山東省地下水監測、遼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也都源自世界銀行的貸款。杜奇華表示，這些貸款往往滿足了有待改建、擴建、新建的重要工程需要，彌補了中國在建設資金方面的不足。
    占中央財政收入比例不大
    “在中國政府的協助下，我們和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的中國項目，使超過75萬名外來移民和雇工受到了就業培訓，約24萬個新企業開始正式運營。”去年2月，英國國際發展部駐華代表處主任戴偉參贊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這樣介紹他們幾年來對華援助工作的成果。
    與國際多邊援助相比，各國政府對中國的雙邊援助渠道以提供項目援助為主，輔以貸款轉貸業務等。從1995年起，外國政府的貸款轉貸業務及相關資產、債權等，都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直接負責。
    事實上，中國與外國政府之間開展的國際雙邊無償援助起步較晚，自1982年以來，已有約包括比利時、丹麥、澳大利亞等20個國家和機構向中國提供過無償援助，而有償貸款的利率浮動在1％到3％之間，償還期為20至30年。
    “總體而言，外援資金只占中央財政收入的較小比重。”查道炯坦言，“1986年后，外援外資再沒有超過中央財政收入的6％，比例很小的。”他表示，如果現在外援停止，最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包括設備、技術、人員等項目。
    援助方向轉向環境保護
    有的西方國家已經停止或準備停止對華援助，而有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正在尋求或調整對華援助模式。據2006年8月11日印發的《商務部關于對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華無償援助項目管理辦法》顯示，從2010年開始，澳大利亞將“穩中有降”對華援助；加拿大不再將中國列入重點援助對象，但會繼續保持對華合作；瑞典也將壓縮合作項目，尋求新的對華合作模式。
    家住長沙的鐘瑋沒有想到，自己能見證最后一筆日元貸款之一的去處。國慶前夕，湖南省獲批105億日元貸款，用于在長沙5市和瀏陽11縣(市)建設16個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工程。10月6日，湖南省日貸負責人表示“資金已基本撥付到位，16個項目已經或正在啟動”。
    隨著日本對華援助ODA的結束，取而代之的將很可能是“日中環境基金”，從而對中國的環境保護實施援助，推動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這是發達國家對華援助基本思路轉變的例證之一。
    現階段，大部分對華援助國都已開展對華環境項目。中國和挪威發展合作2000萬元的年度預算中，項目集中在環境保護領域；韓國對華援助關注林業生態建設；歐盟對華《國別戰略文件》優先領域仍為“促進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中國期盼但不乞求外援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余敏發自北京 “他們有他們的選擇，我們無權干涉，沒了援助，我們更要依靠自己謀發展。”針對德、英兩國日前宣布將停止對華發展援助的消息，網友“千年守候”這樣表示。
    “中國已經脫離了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現在的發展動力很足，發展速度很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有西方國家欲停止對華發展援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的肯定。”
    “中國還未從發展中國家畢業”
    “有西方國家欲減少或停止對華發展援助，理由在于他們認為中國已經從發展中國家畢業，不應該再接受國際發展援助。”金燦榮分析道，“這是他們不客觀的判斷，從國家發展現狀來看，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并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這一點，毋庸置疑。”
    資料顯示，雖然2007年中國GDP總量排到了世界的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人均GDP也比2002年的1132美元翻了一番還多，約合2460美元。但是這和定義發達國家標準的人均1萬美元相比，相差甚遠。依據聯合國的劃分標準，中國尚處于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行列。
    此外，社會發展水平高低亦是衡量國家發達程度的標準。雖然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因為人口多、底子薄，經濟發展起點低，依然面臨著眾多難題。
    “現在，中國雖然發射了神六、神七，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但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還很不平衡，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地方還很貧窮。”中國紅十字總會聯絡部部長王小華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們有近3000萬的貧困人口，他們的生活水平遠遠達不到聯合國的溫飽標準，所以目前即便中國國力一天天進步、強盛，從整體來看外援還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扶貧開發、農村建設、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外部世界提供資金和技術上的援助。”
    向對華援助學習技術和理念
    王小華認為，國際上提供給中國的援助，不僅包括資金，還包括了技術、經驗、管理等，“這些對中國進一步發展都很有裨益”。通過對華援助項目的實施，不僅是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進、借鑒和利用國際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相對便宜地獲得發展資源，特別是獲取先進的技術和經驗，這有利于減少我們發展的實際成本，促進可持續發展。”金燦榮說。
    “對華援助實質性的意義更多在于理念傳遞。例如，對反貧困狀況的關注，對農村生態環境及農田水利建設的關注，對種子綠色革命的關注等”，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農業發展學院教授周立認為，“對華援助提供了開放、交流的機會，帶來的是啟發，技術、經驗、人才比資金更重要。”
    近年來，外國政府對我國的援助資金穩中有降，且援助領域開始向政策面轉移，除環保、衛生、教育等社會公共領域外，各援助國也關注到了體制改革、法制建設等政策領域。周立表示：“戰勝貧困已經不是對華援助的重點，中國需要的援助更多集中在技術創新、經驗咨詢領域。”
    依靠外援同時注意自力更生
    雖然一直強調要繼續爭取外援，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查道炯亦強調指出，有時對華外援減少也并非壞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鍛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查道炯說，“長期地、過多地依靠外來援助，會滋長我們發展中的惰性，而中國的發展最終還是取決于內因”。對此，金燦榮表示贊同：“我們自己內部要讓公共資源利用合理，實現最大化，填補缺乏對外援助而產生的可能性空缺。”
    不過，談到西方國家削減對華援助造成項目資金申請困難時，中國紅十字總會項目部部長余麗娜似乎已做好了策略調整：“一方面，我們將更加注意完善項目資料，講清楚項目的雙贏成效；另一方面，我們將把尋求資金支持的目光，更多投向在中國發展的跨國企業。”
    救災援助：敞開大門用了三十年
    提及國際援助，除了政府接受的國際發展援助外，還有一部分就是救災援助。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國接受了大量國際援助，對外援打開大門，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實上，這扇大門從關閉到半開再到完全敞開，竟然經歷了三十多年。這其中，重大災難事件往往成為重大轉折點，記載了中國對待國際援助轉變思想、逐步開放之路。
    唐山大地震：對外援說“不”
    中國紅十字總會聯絡部部長王小華記得，他是恰逢改革開放時參加的工作。那一年，他趕上了一個好時間：從1979年起，中國改變了只捐款不受援的政策，采用“有取有給”的方針，開始接受聯合國發展系統的無償援助。
    而此前，中國一直處在文革極“左”的思想和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中。“文革十年里，紅十字會的工作全部停止。即便有華僑想往國內捐贈些什么，也沒人敢接。”王小華回憶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場里氏7.8級的地震后，唐山，這座擁有全國百分之一產值的河北最大重工業城市頃刻間被夷為平地，共24萬多人喪生。在震驚和遺憾的同時，世界各國紛紛主動表示要援助中國。
    然而，兩天后，中國外交部正式謝絕了國際社會的好意�！度嗣袢請蟆钒l表社論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將“說明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當時很多華人華僑情緒激動，一定要捐款，但是紅十字會就不收，令他們感情很受傷。”
    四川道孚地震：第一次被動接受外援
    改革開放后，人們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觀念開始有了新突破。1981年1月，四川道孚縣發生6.9級地震時，中國紅十字會收到國際紅十字聯合會的電傳，問是否需要幫助。王小華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們當時提出想要十幾頂帳篷，這是我們第一次接受救災援助。結果，第二天人家就給送過來了。”
    緊接著，在中越邊境，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安頓27萬名印支難民時，再次接受了國際聯合會的援助。“當時，規模就比較大了，有醫療設備、價值上百萬元的物資和捐款等。”王小華介紹道。
    雖然這一時期，中國總是被動地接受國際援助，但與唐山大地震相比，已從完全拒絕走向了有限地、審慎地接受。在王小華看來，這已是質的跨越。
    大興安嶺火災：第一次允許申請外援
    開放的門檻不總是一蹴而就的。經過80年代幾次事件的循序漸進，1987年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時，中國第一次主動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受援請求。
    當時，中國政府不僅主動聯絡國際援助，而且還成立了統籌小組統一接收國外捐贈。國際社會對大興安嶺火災也給予了高度關切，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紛紛發來慰電。
    此后，國務院批準了《關于接受國際救災援助中分情況表明態度的請示》，明確指出當“省范圍內一次性災害倒房30萬間以上、或農作物失收面積1500萬畝以上”等情形時，可“公開呼吁請求國際援助”，甚至可以“申請專項援助”。
    華東水災：第一次大規模呼吁外援
    大興安嶺火災后，1991年華東水災進一步推動中國人走出了以往的思維模式，中國政府專門召開“救災緊急呼吁”新聞發布會，向中外記者介紹災情，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直接呼吁國際社會救助。
    “我們一步步敞開大門離不開政策的開放。”王小華表示，“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一方面，你的政策透明能博得國際尊重；另一方面，號召更多的人關心災區人民，對百姓是件好事。”
    據王小華介紹，90年代以后，中國政府歷次應對災情都非常“積極主動”，“中國的救災外援之路經歷了封閉、半封閉的過程，如今已是完全敞開。”